《恶意》：炉火纯青的类型化叙事，与作者性的“反高潮”选择

影片真正的叙事野心，是精心编织了一个环环相扣、恶念流转的牢笼。层层递进的恶意传递，每一次反转都精准踩在舆论发酵的痛点上，形成强大的叙事漩涡，不仅牢牢紧扣“恶意”的题眼，更完整勾勒出一条“受害者—施暴者—新受害者”的闭环链条，将网络暴力吞噬一切的恐怖本质具象化。

作者：小杜‍‍‍‍‍‍‍‍‍‍‍‍‍‍‍‍‍‍‍‍‍‍‍‍‍‍‍‍‍‍‍‍‍‍‍‍‍‍‍‍‍‍‍‍‍‍‍‍‍‍‍‍‍‍‍‍‍‍‍‍‍‍‍‍‍‍‍‍‍‍‍‍‍‍‍‍‍‍‍‍‍‍‍‍‍‍‍‍‍‍‍‍‍‍‍‍‍‍‍‍‍‍‍‍‍‍‍‍‍‍‍‍‍‍‍‍‍‍‍‍‍‍‍‍‍‍‍‍‍‍‍‍‍‍‍‍‍‍‍‍‍‍‍‍‍‍‍‍‍‍‍‍‍‍‍‍‍‍‍‍‍‍‍‍‍‍‍‍‍‍‍‍‍‍‍‍‍‍‍‍

编辑：蓝二‍‍‍‍‍‍‍‍‍‍‍‍‍‍‍‍‍‍‍‍‍‍‍‍‍‍‍‍‍‍‍‍‍‍‍‍‍‍‍‍‍‍‍‍‍‍‍‍‍‍‍‍‍‍‍‍‍‍‍‍‍‍‍‍‍‍‍‍‍‍‍‍‍‍‍‍‍‍‍‍‍‍‍‍‍‍‍‍‍‍‍‍‍‍‍‍‍‍‍‍‍‍‍‍‍‍‍‍‍‍‍‍‍‍‍‍‍‍‍‍‍‍‍‍‍‍‍‍‍‍‍‍‍‍‍

版式：王威

网络暴力已是这个时代存在感极强的“产物”，如何将其中抽象的、弥漫的压迫感搬上大银幕，常见的解法无外乎两种：其一如《网络谜踪》，巧妙地将桌面电影形式与现实暴力犯罪结合；其二，则依托真实社会事件，走社会问题改写的路子。

近期由陈思诚编剧并监制的《恶意》，是后者的一个新例。它延续并试图拓宽现实主义创作的边界。

如果我们回望从《搜索》(2012)到《热搜》(2023)的探索轨迹：陈凯歌的《搜索》首次聚焦人肉搜索悲剧，将根源归于个体道德缺陷；忻钰坤的《热搜》十年后在自媒体浪潮下做视听创新，偏向了性别对抗；《不止不休》回归传统媒体理想主义，对算法时代的传播链条批判稍显乏力。这类电影始终在追问“真相何为”，但难以把握的时代困局确实为它们带来了主题表达上的诸多挑战。

而在这个新闻与电影似乎都遭遇信任危机的当下，《恶意》试图做的是借强类型化叙事，打造一个令人窒息的舆论修罗场。这部野心勃勃的创作，在其标志性的强类型包装下，究竟是如何具体运作？它对网络暴力生态的呈现又是否完整得当？其商业类型诉求与社会批判意图之间，又形成了怎样的张力与角力？当我们深入电影本体，答案或许会逐渐清晰。

细看“流量原罪”，深描“舆论绞杀”

《恶意》的野心，首先便体现在其炉火纯青的类型化叙事策略上。影片的强类型化并非单纯的商业妥协，反倒是构筑精准、强吸引力叙事框架的基石。历经《误杀》系列与《唐探》宇宙的千锤百炼，类型化对于陈思诚团队而言已近乎本能。这份对类型节奏和观众心理的精准拿捏，正是《恶意》最潜在的闪光点。

影片一开场便亮出杀手锏。悬疑，作为最能瞬间攫取观众注意力的类型元素，在滨江三院双人坠楼案的复现中得到了精彩的应用。

手持镜头快速穿梭于冰冷的医院走廊，一场突如其来的追逐戏瞬间点燃紧张氛围，癌症少女静静与护士李悦的拉扯，伴随着那决定性的一坠，瞬间将观众抛入感官与情绪的双重风暴。紧接着，记者叶攀火速抵达现场，争分夺秒抢夺第一手消息的快节奏剪辑，硬生生将新闻现场拍出了谍战片的窒息感。这种开场的雷霆之势，毫不拖泥带水，瞬间为整部电影的强戏剧冲突定下基调。

而陈思诚团队真正的叙事野心并非止步于此，而是精心编织了一个环环相扣、恶念流转的牢笼。

叶攀率先抛出“护士推患者坠楼”的独家报道，瞬间点燃全网对白衣恶魔李悦的滔天怒火；母亲尤茜因ICU监控中一段被刻意截取的犹豫拔管片段，在断章取义的传播中沦为杀女骗保的全民公敌；正当观众以为风暴中心已定时，实习生晨晨又抛出精心伪造的录音，将矛头直指叶攀，指控她操纵舆论、间接致人死亡。这层层递进的恶意传递，每一次反转都精准踩在舆论发酵的痛点上，形成强大的叙事漩涡，不仅牢牢紧扣“恶意”的题眼，更完整勾勒出一条“受害者—施暴者—新受害者”的闭环链条，将网络暴力吞噬一切的恐怖本质具象化。

除去高效精炼的叙事结构，更值得玩味的是影片在处理“新闻”本体时的务实态度。这种态度体现在角色和创作的方方面面。它没有试图堆砌传播学名词以强化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反而用一种极其坦诚的姿态拥抱自媒体和流量，借其他角色之口直白地反复强调“流量第一”。这看似带着一丝自嘲，实则凸显了主角叶攀作为资深媒体人，在扭曲生态下被迫练就的职业素养，她的敏锐、果断甚至冷酷，都根植于对流量规则赤裸裸的臣服与利用。这份务实，构成了影片批判性的第一层底色，也让干练的角色魅力跃然于银幕之上。

为了强化这种荒谬感，影片还大胆进行了反差的类型融合。孙越、豆豆等喜剧人的加入，不仅仅是简单的插科打诨。他们的角色，正是当下网络生态中那些追逐流量、无底线蹭热度者的缩影。这些专业喜剧人自带的笑果，以一种更赤裸、更荒诞的方式，将流量至上、逻辑至下的滑稽与残忍暴露无遗。他们的那些看似无害甚至可笑的跟风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微小却真实的恶意体现，这种以乐衬哀的自反设计，让观众在会心一笑的瞬间，也于后背陡然升起一股寒意。

当然，如何具象化呈现那无形却致命的网络暴力，始终是此类电影的最大挑战。

《恶意》在这一点上，展现了比较可贵的克制与叙事巧思。它摒弃了滥用血腥场面，或煽情哭诉来直接描绘伤害的手法，转而依赖多层反转的叙事结构强化冲突。

开篇大学教授性侵疑云的多重反转，如同一个精巧的微型寓言，为后续更大的舆论雪崩埋下伏笔，也提前演练了真相在信息洪流中的脆弱性。而关键场景的设计也不乏诚意，尤其叶攀在大学讲台上遭遇学生当众质疑、围攻的那场重头戏，其紧绷如弦的对峙氛围、特写镜头下人物眼球溢出的血丝、声效对紧张感的层层加压，将无形的舆论审判压力转化为极具张力的视听体验。

对于那汹涌澎湃、充满戾气的网络暴力洪流本身，影片选择了相对简化却高效的视觉符号——铺天盖地、充斥着非理性谩骂的弹幕墙。这种处理虽未追求技术上的复杂，却在有限的表达空间内，更大程度地避免了感官刺激的滥用，以最直接、最网络原生的形式，让那无形的集体恶意释放了令人心悸的视觉冲击力。

“反高潮”，作者性的思考与“反叛”

《恶意》最令人侧目且彰显其作者性突破的，无疑是其堪称反叛的结局处理。

商业类型片普遍会选择沉冤得雪、邪不压正的情感宣泄高潮，《恶意》的选择却如同一盆冰水，它拒绝给出一个非黑即白的明确答案，没有让正义得到仪式性的彰显，而是走向了一种弥漫着自我审判意味的终结。

实习生晨晨对叶攀的致命一击，根源深埋在叶攀自己过往对流量无底线追逐、罔顾报道伦理所埋下的恶种之中。这株由扭曲价值观浇灌而成的恶之花，在沉默中积蓄力量，最终以精准、冷酷的方式完成了对播种者的反噬。如此宿命轮回般的闭环，充满了古典式悲剧不可抗力和令人窒息的沉重感，迫使观众去反思恶的根源与责任的边界。

这种强烈的自反性，很难不让人联想到陈思诚本人在《恶意》首映礼上的自白。他提到外界强加于本片演员身上的种种“阴谋论”标签，提到，”电影要对自己的心有交代，网络各种乱象会给人扣帽子，其实没有那么多阴谋，我们就是一帮爱电影的人”。这番发言，与影片中主人公的困境与宿命，形成了互文关系。

陈思诚似乎也在进行一场基于创作者身份焦虑的辩白，他自身在商业逻辑与作者表达之间的挣扎也于此隐现。这种将个人深切体验投射于角色命运，并通过一个拒绝和解、拒绝救赎的反高潮结局进行自我审视的处理，或许是《恶意》超越一般社会问题类型片，触及创作主体性反思的深度所在。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观众在将《恶意》与东野圭吾的同名推理杰作进行着比较关注，在我们看来，两者探讨的“恶”大相径庭。东野圭吾聚焦于个体内心幽暗处滋生的、甚或无明确动机的“人性深渊之恶”，而电影《恶意》则着力呈现了一种更具时代性的系统之恶，它不再局限于个体的病态心理，而是根植于浮躁的流量规则、盲目的群体狂欢，以及个体在庞大系统裹挟下的无力感。这种恶不再需要精心策划的深沉动机，它可能在一次轻率的点击、一次盲目的转发、一次为了流量的报道中就被点燃并迅速失控，这也是对影片主题的侧面强调。

类型片的未竟与定式遗憾

当然，挥舞着强类型刀锋的《恶意》，也无可避免地携带着类型创作规律的烙印，使其完成度存有些许缺憾。

从这一类型创作本身出发，影片就宿命般地陷入了一个近乎无解的悖论：电影漫长的创作周期永远无法追上互联网分秒间的更迭。《恶意》立项于24年3月，从开拍到上映历时一年，其实在同类电影中速度已然较快，但它所试图捕捉和反映的舆论战场形态、传播媒介重心乃至网民的集体情绪模式，可能早已发生了数次迭代。

影片中的论坛和微博，早已大规模且不可逆地迁移至以短视频为核心的，更碎片化、更情绪化、算法主导的新平台。这种天然的、难以克服的滞后性，使得影片对当下最新、最前沿的网络生态细节描摹，有时会透露出一种微妙的架空感特征，削弱了即时的现实冲击力。

此外，性别议题也不免被推上风口浪尖。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是，影片中驱动剧情的每一次重大反转、掀起新一轮舆论海啸的导火索，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彻底碾碎一位女性的社会声誉为代价——从被污名化为白衣恶魔的护士李悦，到被构陷为蛇蝎心肠的母亲尤茜，再到最终被指控为操纵舆论的记者叶攀。

固然，这深刻地映射了现实社会中女性在舆论场上更容易成为攻击焦点和道德审判对象的残酷事实，具有强烈的现实警示意义；但从叙事策略上看，反复使用牺牲女性形象作为推动剧情冲突升级的方法，这种处理也难免让人反思其是否在无意中陷入了一种新的叙事定式？它是否在批判一种暴力的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利用了这种针对女性的暴力作为戏剧燃料？这是影片在性别叙事维度上留下的一个值得商榷的空间。